艺苑良师去　画坛巨星落

突然得知关山月同志不幸病逝的噩耗，不能不使我感到意外的震惊和悲痛。因为去年秋天，他曾在北京举办过他的新作展，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于今年三月来北京举办他的梅花专题画展，在座谈会上神态自若，谈笑风生，大家都为关老的健康和旺盛的创作精神感到由衷地高兴，还希望他明年再到北京来举办画展，从未料到那次在座谈会上和他的见面，竟是我和他50多年相交的一次永诀。

我认识关山月和首次见到他的作品是1945年在重庆关山月画展会场上，当时重庆的国画展多不胜数，但能吸引人们注意的却寥若晨星。关山月画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正如郭沫若在评介他的画展文章《题关山月画》中所写的“关山月君，屡游西北，于边疆生活多有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为见之。”这是郭老对关山月艺术的高度评价。我当时就以钦佩的眼光，把关山月看成是国画革新派中取得成就的画家之一。

1948年，我在香港参加了人间画会，不久，关山月和阳太阳、杨秋人也来到香港，加强了人间画会的阵容。我们之间的接触也更密切，经常在一块喝茶、游泳、写生、开座谈会、开画展。还有以郭老为首的进步文化界举行的大型集会，山月同志都是热情积极地参加。特别是在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前夕，人间画会组织香港美术界在六国饭店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当晚到会的有三百余人，许多人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祝贺讲话，还当场推举我起草向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贺电。关山月、杨秋人、阳太阳、廖冰兄、黄茅都是这次活动的重要组织者。

当时已面临全国解放，人间画会同仁都在考虑今后回到内地的去向问题，山月、秋人、太阳仍然回到广州艺专，我的去向未定。当我去征询山月的意见时，他诚挚地表示说：“从私人的感情上说，我希望你留在华南，和我们一起工作。但为了能更好地发挥你的特长和作用，我仍主张你去上海或北京。”这是他对朋友的真心话，后来我的选择和事实证明，山月当时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

不久，人间画会又决定集体绘制一幅高9丈、宽3丈的毛主席巨像，标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那段时期，我和山月同志同住在一个旅馆南国酒店，每天都一同去附近港粤文协楼上去挥毫作画，一直把这幅巨像完成。广州解放后，山月又和我及太阳、秋人、麦非等同志一同把这幅巨像乘火车护送到广州献给广州军管会，悬挂在爱群酒店楼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在香港时，我发现山月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手不离速写本。无论在何种场合，总看见他打开小小的速写本，面对着周围的事物作即兴速写。即使在我们的归途中，在罗湖站等候换车的间隙，山月也掏出速写本来画出车站上的混乱杂沓景象。在香港时，他送我两本他的国画集，那些画面都破除了传统国画的固有程式，构图富有变化，表现生动自然，都是在各地写生稿上经过艺术加工的产物。山月遍游过祖国名山大川，真正体现了“行万里路”、“搜尽奇笔打草稿”的精神。此外，山月还对传统国画作过深入的钻研，复制过大量敦煌壁画。传统绘画的深厚功底和丰富的生活积累，是山月同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两项资本，也是使他的艺术臻于化境的重要因素。山月的艺术实践和主张，总是为保守的国粹派和极端的革新派所不容。1955年春，他在北京由中国美协召开的一次创作座谈会上，就当时国画界所争论的问题作了长篇发言，既反对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又反对漠视传统的虚无主义。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有识者的认同。

山月同志当了30年的人大代表，在最近十年中，每年他来北京参加人代会议时，都打电话约我到北京饭店他的房间和他聊天，谈美术界近况，谈创作问题。有时也回忆起过去的峥嵘岁月，我们都十分怀念在人间画会时期同志们的团结友爱精神，认为现在应该更好地发扬这种精神。由于关山月是美协副主席，我又在主持美协的日常工作，我有责任把协会的重要事务和情况随时向每位副主席通报并征询他们的意见。我的意见经常得到山月同志和其他几位副主席的支持，才使美协的工作得以正常运转。1997年，山月来北京参加人代会，当时美协正在酝酿下一届的新领导班子，由于山月同志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声望，部分老同志建议由他作为美协主席的候选人。这项建议也得到许多美术界同志的认同。当我征询他个人的意见时，他却以“年迈力衰，不克胜任”婉言加以谢却，他竭力主张由年富力强的中年人来挑重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现在人大代表都不再但任了，广东美协主席和广州美院院长两项职务，早就让比我年轻许多的画家去接班了。我希望退下来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作画。艺术家的生命是作品，其他都是空的。”这是出自一位真正艺术家的肺腑之言，也是一个老年人的明智之举。在1998年的美代会上，关山月被聘为美协顾问，他对美协的新领导班子是感到满意并积极支持的。